我始终认为,农资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国家应当在政策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我不是搞农资的,主要从事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工作,但农资方面的活动,我也参加了一些。五年前,我参加了由国家质检总局主办的质量万里行活动。当时我就发现社会上对农资产业的不良风气和潮流,使整个产业处于一种挨整、挨查、挨罚、挨骂甚至挨打的境地。其实反过来想,我们农资企业也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就没有人来关注这些贡献呢?我打算今后尽多地参与农资方面的活动,多听农资产业界的意见和要求,争取国家在政策方面多一些扶持。
一号文件将继续关注农业
关于“三农”问题,明年将采取什么政策?是否出台一号文件?从今年下半年起各界已经争论纷纷,有不少人认为一号文件已连续出了七个,效果和作用有限。但我们经过七个省的调查表明,明年如果不继续出一号文件,将会对社会和干部、农民产生很大误导。应该来说,现阶段中央的政策文件还是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已经提出建议,明年继续出台一号文件。
目前,在农业领域有很多脆弱的领域和环节。就农村而言,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缩小差距。如果“十二五”期间这种差距得不到改变,那么就会直接影响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农民而言,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就业压力。“三农”领域的老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接踵而来,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加大了解决的难度。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村改革已经32年,我国从农业弱国发展到农业大国,其丰功伟绩毋庸置疑。几种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今年粮食连续第七年增产,总产量已经接近5.5亿吨。5.5亿吨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5.5亿吨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如果5000万吨算一个台阶的话,我们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跨了几个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也有望达到和超过8%。
虽然取得那么多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过去从未有过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资源约束性的挑战,又有环境的挑战;既有通胀压力,又有社会稳定的压力。据统计,CPI上涨的78%来自食品,18%来自房地产。农产品为什么涨价?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认为,如果不搞好农产品的流通秩序, “三农”问题和农民收入问题恐怕就很难解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总书记和总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紧迫感,而面对国际挑战的不确定性、风险性和不可控制性,这种紧迫感更为强烈。
农资企业要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
我经常到地方调查,与地方干部和农民就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我一直认为,规模化经营在中国大多数地方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在一些发达地区,才有发展规模经营的可能。我将世界主要国家经营规模归结为五大类,分别为超大型、大型、中型、小型、超小型。超大型是以澳大利亚为首的新大陆国家,一个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是五位数,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有几万亩;大型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经营规模大致在几千亩;中型的经营规模有几百亩,主要是欧盟的一些国家;小型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经营规模为几十亩;中国的经营规模是个位数,因此是超小型。而中国目前这种经营规模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谓大规模流转土地,基本集中在中国沿海地区、非农业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进行,而粮食主产区以及中西部农村地区显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目前,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入社率已达10%,但我认为,这个比例会逐步上升,并对农资销售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建议农资企业还有经销商,不要把眼光都盯在搞很多种粮大户上面,因为短期内规模经营在中国很难普及,要把目光放在已经不断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上来。农资销售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紧密联系起来,我觉得会对农资企业和经销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农资企业的希望
我一直认为农资产业一定要准确定位。农资产业是大产业,是支撑农业发展的重要产业,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有领导同志问过我,如果我们国家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农产品的数量会呈现怎样的情景。我认为不敢想象。实际上今年粮食增产,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种植面积扩大,二是单产提高,单一手段都是行不通的。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农资生产不断发展,产品需求不断增加,但亟待完善管理,亟待政策扶持。国家现在推行的是强农惠农政策,今后希望出台强农资惠农资政策,这样才能真正搞好中国的农资产业。
最后,我谈一点对企业家的希望,农资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首先要感谢企业家对中国农业的贡献。我认为政策和策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现在国内外发展形势是一日千里,千变万化,所以作为企业家一定要熟知国家政策、法规制度、行业动向。
企业不能只重视硬实力,也要重视软实力,企业都要有自己的文化。生产企业也好,流通企业也好都要树立以农为本的意识,提高为农民服务的意识。以工补农,以商促农。同时,要不断提高农资企业及相关企业的创新能力,今后要做大做强,必须要通过市场整合,而市场的整合就需要创新能力来作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