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生物农药包括农药抗生素、活体微生物和植物源农药。国际上农药抗生素是生物农药中最主要的一类，销售额占生物农药的90%。我国生物农药年产量12-13万吨制剂，约占农药总产量的12%，在生物防治中，植物源农药占2.5%，人工天敌释放占3.3%，微生物农药占13.3%，农用抗生素占80.4%，其他占0.5%。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面积较大的生物农药，以农用抗生素为主，如阿维菌素、井冈霉素、春雷霉素等；其次是昆虫病原菌制剂。
我国生物防治技术及生物农药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经历了飞速发展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生物防治虽然在病虫害综合防治及“绿色植保”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推广应用方面并没有太大突破，除上海、北京等经济实力较强省市对生物防治技术和生物农药给予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外，中央及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没有对生物防治及生物农药推广应用的激励政策和资金支持。
《中国农资》记者：目前生物农药推广应用的问题有哪些？
郭荣：一方面，我觉得生物农药自身存在的不足主要有：第一，覆盖的靶标病虫范围小，一些农作物重要病虫防治缺少高效的生物农药，当生产上构建以生态系统为中心的病虫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时，缺少可供选择的生物农药品种和生物防治技术措施；第二，药效的发挥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速效性普遍差，难以与化学农药相抗衡；第三，质量不稳定、生产规模小、产量较少、货架期短、价格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在政策和技术方面，同样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一是国家宏观政策对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缺乏激励措施，农民对生物农药的应用没有积极性，大宗农产品生产上对生物农药没有体现明显优势；二是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与化学农药采取相同的、单一的药效评价标准，使生物农药的优点和特性难以突现出来，导致技术人员和农民只注重防治效果，对生物农药的环境安全性、高选择性、低毒低残留、可持续控制等特性缺乏认识和必要的宣传；三是研究开发和生产应用脱节，重基础和理论研究，轻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推广应用；四是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释放，BT、NPV等生物农药应用范围正在缩减。
《中国农资》记者：就近段时间出现的海南毒豇豆事件，您认为我国生物农药的推广与应用所面临的机遇有哪些呢？
郭荣：海南毒豇豆事件应该是转变病虫害防治观念，大力宣传和推广应用生物农药以及其他非化学防治措施的良好契机。近年来，减少农业生产的面源污染，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为生物防治和生物农药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手段。
过去靠一家一户小规模农户难以推广的新技术、通过公共植保及专业化防治的政府推动作用，可以得到迅速推广，而绿色植保技术中，生物防治及生物农药无疑是最易于推广、靶标病虫范围广的技术措施。
《中国农资》记者：立足于现状，您觉得我国的生物农药的正确推广与广泛应用该采取哪些实际的工作措施呢？
郭荣：第一，在生物农药的评价体系中，应加大农药对农田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的影响等因子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第二，在生产上转变传统的对药剂选择的标准，把选择性、生态安全性农产品质量安全等作为选择药剂的主要指标，尤其注重宣传生物农药的有点和特性，逐步提高生物农药在整个防治中的比重；第三，在政策层面上加大对生物农药及其他非化学防治措施的支持力度，切实推动生物农药的健康、有序发展；第四，尝试建立科研、生产、推广、应用相结合的协作联合体，协作公关，形成合力，加速科研成果转换，充分利用社会各方力量促进发展；第五，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滥用药问题，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不能只抓产后检测，要在产前和产中环节上下狠功夫，培训农民、提供给农民切实可行的防治技术和环保安全的投入品，替代化学农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