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6日晚央视播出的《经济半小时》报道 紧跟着油价的脚步，国际粮食价格也掀起了一轮上涨高潮，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说，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在粮价暴涨的背后，全球粮食储备正在大量减少，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粮食储备已降到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国际粮食市场风雨突变，国内粮食生产又是什么状况？粮食危机真地会出现吗？一起到重庆去看看。
在重庆的永川、合川、璧山等一些粮食产区，记者看到不少农民正在种植稻谷，但面对摄象机，他们却一肚子的牢骚。
农民：“赚不到钱，怕持平都要危险，你要倒贴。”
农民还告诉记者，因为种粮赔钱，一些人已经不愿意种粮了，在重庆合川区的一片农田里，记者看到耕地上虽然种满了各种农作物，但当地农民却告诉记者，收完这一季，他们就不再种粮食了。
一位农民告诉记者，当地的青壮劳力基本上都出去打工去了，省时省力的小春作物，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愿种植，但这些小春作物收割后，对废时废力，还赚不着钱的稻谷，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鼓。
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告诉记者，在重庆，随着400万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大量的村庄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里，今年1月，重庆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撂荒地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中明确规定：农民如果连续2年撂荒耕地，他们的土地将被收回。而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就是为了防止土地大面积撂荒。
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肯定，那不担心干吗我们今年要出台这个政策，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这个是个问题。”
对耕地撂荒的担心并不是说说而已，记者看到，这份通知也给基层政府施加了压力，通知规定：当年大春撂荒地超过常用耕地数量1%的产粮大县，要扣减10%奖励资金。在这种压力下，个别基层政府为了让农民种粮，甚至还拿出了土政策。
为了防止土地撂荒，重庆市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而在今年3月，中央财政也决定再拿出156亿元投入，给每亩粮食种植面积增加农资综合补贴23元，达到40元，同时再追加50亿元良种补贴，扩大补贴范围，国家的这些补助，都直接花到了种粮农民身上，是实实在在的收入，可为什么刚才这些农民还认为种粮赔钱？再来看看他们算的一笔种粮账。
在重庆江津区双福镇高浒村，左宗全虽然喊着种粮挣不到钱，但记者还是看到他把家里的水田插好了秧，左宗全告诉记者，之所以把秧插上，并不是要靠粮食去挣钱。
左宗全告诉记者，为了解决家人吃饭的问题，他才种上了水稻，那种水稻是否赔钱？他也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一亩水稻请人犁地、插秧、收割就要300多元，但今年种子、化肥价格上涨的厉害，这样算下来，每亩的成本大约在450元左右，而一亩水稻平均产稻谷900斤，以现在每斤稻谷九毛钱计算，每年的收入是810元，加上40元的政府补贴，总收入为850元，虽然从表面上看，种一亩水稻赚400元左右，但这笔帐还没有计算日常人工管理的成本，如果是出去打工，起码挣两三千块钱一个月。
左宗全告诉记者，种一季稻子他还要拿出10天进行管理，但这10天去打工，他至少可以收入500元，这么算下来，与打工相比，种一季水稻反而少收入100元。
如今在左宗全眼里，打工已经成了主业，种粮反而成了副业，他告诉记者，虽然村里也有人外出打工，撇下了耕地，但这些地，左宗全并不想要。
在高浒村，认为种粮赔钱的并不只是左宗全，采访中，不少农民都告诉记者，在外出打工和在家种地之间，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而记者在重庆多个产粮区县的采访中也发现，这种观点十分普遍。
永川区农业局副局长王栋林：“单独一家一户肯定是亏损的，他也就是赚点自己吃，然后就把自己那部分的劳力不算钱，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效益。”
重庆人多地少，按照目前的粮价，一亩地的投入产出，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农民打工的收入相比，因此，大部分农户认为种粮并不赚钱，从而对粮食种植粗放管理，不愿学习种粮技术，虽然目前重庆耕地和稻种有着亩产1400斤的潜力，但目前的平均产量也只有800斤。
张洪松：“不是品种的单产潜力不够，是生产跟不上，生产跟不上的原因是包括农民使用技术的积极性很差。”
粮食单产难以提高，农民家里的存粮也在减少，在重庆合川区的一个小镇上，一个收粮卖粮的经营户告诉记者，去年同期，每逢赶场他都能收到一两千斤稻谷，但现在，他只收到了几十斤。
重庆一些农民种粮热情不高，很关键的原因在于种粮收入赶不上外出打工，再加上耕种方式粗放，粮食产量有限，收益偏低，那通过流转的方式把土地集中，发挥规模效应、扩大产量，是不是就能让当地的农民种粮呢？再来了解一下。
在江津区双福镇，记者看到600亩的稻田流转给恒河果业有限公司后，被种上了柑橘，像这样的柑橘园，每亩接近4000元的净利润远远超过粮食。
离这个示范园不远的另一块大田，上百亩的耕地流转后变成了柑橘种苗园和柠檬园，重庆市恒河果业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李隆华告诉记者，柠檬园的经济价值更高，可达到六千到一万元的产值。
李隆华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种植园，他们计划在重庆发展18万亩，另外，在重庆璧山县新堰村，记者看到，以往的耕地都被改种了蔬菜。
重庆市璧山县新堰村村民伍思群告诉记者，她把别人弃耕的20多亩水稻田承包过来后，都改种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番茄，每亩净利润也可达5000块钱。
另外，在永川区农业局提供的这份情况介绍上，记者也看到，占永川土地承包总面积25%的耕地已经实现流转，到十一五末，计划流转的土地面积将达到耕地面积的40%，但是，记者同时也发现，大量的耕地流转后种上了桑树、茶叶、和各种果树等经济作物。
记者：“你现在担心这些承包大户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种这个水稻吗？”
王栋林：“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粮食比较效益很低。”
那么，目前重庆全市土地流转的总量又有多少？张洪松告诉记者，全市去年流转总量的17%左右。那么，这17%流转的土地又有多少种了粮食？张洪松称，流转的耕地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种了粮食。
这些数据表明，目前重庆已经有11%的耕地已经不再种粮，但让人想不通的是，实现了规模化经营的耕地，通过机械化就可以节省大量人工成本，再加上国家的补助，种植粮食应该说有钱可赚，这些承包大户为什么还是不买帐呢？
采访中，土地承包户告诉记者，如果将流转来的土地继续用来种水稻的话，850斤稻谷的租金再加上几百元的种植成本，那么每亩总成本将突破1000元，也就是说，承包大户如果拿租来的地种粮的话，几乎没有利润。
农业企业说到底毕竟还是企业，首先还是要追求利润，什么最赚钱就种什么，这样一来粮食也就只能排到果树、蔬菜这些经济作物之后了，不过，在重庆也还有不少种粮大户，把打工农民的耕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种粮，这种经营模式能解决当地的难题吗？再来看看几个种粮大户的情况。
采访中，重庆市农业局张副局长曾表示，现在有三分之一的流转地，已经被承包大户种上了粮食，那么这些承包户会不会赔钱？为此，记者也在重庆永川区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他叫吕正超，这位66岁的老人一口气承包了两个大队480亩稻田。
吕正超为了承包这些土地，不仅每亩耕地每年要付出500斤稻谷的代价，同时，当年的赢利他也必须和出租土地的农户三七分享，大户给七成，农户承包户给三成。
吕正超告诉记者，由于租来的耕地成本很高，为了减轻成本压力，他采用了机器插秧收割，这样不仅可以大幅增产，同时还可以把种植成本降低到350元每亩。
吕正超告诉记者，靠科学种植，产量超过900斤达到保本问题不大，而真正让他能够赢利的则是每亩40元的中央补助，以及重庆市给种粮大户每亩补助的150元，因为他承包了480亩地，这一块一年就能赚10万元左右。
虽然种粮有可能让吕正超赚到第一桶金，但他并不满足，他计划在赚到第一笔钱后，明年就开始改种经济作物。
在重庆，虽然土地流转和政府补贴给承包大户创造了种粮的赢利空间，但是，承包大户的投资冲动也会让更多的流转土地不再种粮，采访中，另一个承包了210亩耕地种植粮食的大户沈鑫也表示，她的想法和吕正超一样。
那么，对于这样的投资冲动，当地政府有没有办法约束种植大户们只能种植粮食？
王栋林告诉记者，能够约束种粮大户的就是不种粮就取消每亩150元的补助，但是，采访中记者却发现，这种约束几乎就不存在，因为永川区的惠农政策上明文规定，种柑橘的优惠政策比种粮食更多，每亩不仅可以获得市财政资金1300到1600元的补偿，同时还能获得每亩250元的种苗补助和其它帮助，远远高于种粮食的补贴。
在重庆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无论农民、农业企业还是种粮大户，都觉得种粮收益太低，远不如打工和种植经济作物，去年重庆市粮食产量为1148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跟全国平均水平相当，虽然，眼下重庆还没有粮食短缺的担忧，但种粮积极性下降已经让重庆的农业部门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重庆市的统计数字显示，人均占有粮食超过国内平均水平，但今年一季度跟去年一季度相比较，重庆大米的价格还是上涨了21%，对此，重庆市农业局主管粮油的副局长张洪松并不轻松。
张洪松：“什么是民生，最大的民生就是能保证吃饭，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那你还谈什么民生。”
那么，粮价上涨的格局下，稻谷的价格究竟达到多高才能让农民愿意积极种粮？在永川区长丰村，记者见到了一个帮承包大户种植水稻的村民，他告诉记者，自己家里的3亩地都租了出去。
重庆市永川区长丰村村民：“ 2元钱一斤的谷子吧。”
记者：“2元钱一斤你满意吗？”
重庆市永川区长丰村村民：“2元钱一斤可能就种的出来了。”
分散的农户由于达不到规模化种植，技术上也不够先进，因此水稻种植成本相对较高，那对那些资金相对雄厚，技术先进的承包大户来说，什么样的粮价才能让他们心动？
伍思群告诉记者，从目前看，即使谷子达到1.5元一斤也仍然不如种番茄赚钱，但粮食价格稳定，并且容易储藏，而番茄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比较大，赶上市场不景气甚至还要赔钱，因此，如果稻谷价格合理的话，他们也会考虑种植。
虽然不少经济作物的种植大户都表示粮食涨价他们才愿种粮，重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张洪松却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完全根据市场来调节这个价格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张洪松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粮价低于国际粮价虽不合理，但粮食属于刚性消费品，它的价格一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会跟着上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最受伤害的就是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和外出打工的人。
张洪松：“家里有田的，还再继续种粮的这一部分农民可能损失比较小，但是你从全国总体来讲，我们2亿多打工仔，这些人他得吃粮啊。”
此外，张洪松还告诉记者，一些农民高价流转土地，虽然造成了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没有利润空间，只能发展经济作物，造成了粮食供应的不足，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条例限制这样的行为，因此农业部门也无法强制干涉。
张洪松：“城里面有低保，十年以后就吃低保，农民低保哪里来，农民收这个租金，实际上就是维持基本生计的一个要求，国家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倾向于他们，他们是弱势群体。”
一方面，重庆要控制粮价不能快速上涨，另一方面，重庆大量的耕地却转向非粮的经济作物，同时农民对自种的土地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对这种现象，张洪松告诉记者，他们虽然不断的摸索高产的种粮技术，但同时他也呼吁，在粮价不涨的情况下，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还应加大种粮的补贴。
张洪松：“国家应该从关注民生的角度来加大对种粮的补贴，强化农业的基础设施，把钱投在这一块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的装备水平，通过扩大规模经营来提高效益。”
半小时观察：农民为何不种粮？
这几天，我们注意到，国际粮食价格节节攀升，已经给粮食进口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不少国家，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国家的扶持政策应该会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是片中的现实却是：因为种子、化肥的价格上涨，农民们非但没能从粮价上涨中真正获益，反而因为种地没有收益而丧失了种粮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出台的处罚措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粮价上涨，农民却不愿种粮的怪圈，成为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麻烦。
面对这种现实，单靠行政处罚手段或市场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对农民种粮的补贴，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部门在种子、农药、化肥这些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的生产原料价格方面加强调控。
现在农村已经出现了转租土地的新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我们的有关部门需要创造性地思考问题，进行制度方面的创新，用制度规范土地转租行为，一方面使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使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机械化、集约化耕种，提高生产效率和单位产量。只要能规范好、管理好转租行为，那么农村出现的转租现象也不失为提高农民收益、提高粮食产量的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