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平抑化肥价格，今年4月国家再次出台文件，继续对化肥生产用电和天然气实行价格优惠，对化肥铁路运输实行优惠运价并免征铁路建设基金。化肥生产企业不得用政府给予的价格优惠生产化肥以外的产品。
这些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收优惠。据了解，2005年化肥行业免征增值税46亿元，其中氮肥35．5亿元，磷肥4．3亿元，钾肥0．4亿元，复混肥4．8亿元。二是原料优惠。主要包括大型化肥企业所用天然气享受国家计划内价格。2006年国家适当提高一档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将化肥用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50～100元。据了解，目前价格是每千立方米900～1000元，仅相当于市场价的一半。三是电价优惠，拿湖北宜昌为例，当地中小化肥企业的电价为0.29元/千瓦时，远远低于0.43元/千瓦时的均价标准。其他省份也同样如此。综合来看，花费电价平均低于其他工业0．15元/千瓦时。从目前的用电量来核算，化肥行业每年享受着国家80亿元的电力优惠，对此，供电部门也叫苦不迭。四是铁路运输优惠。化肥铁路运输执行2号特殊优惠价格，每千公里费用在每吨25～30元，免征铁路建设基金，而普通固体化工品运价约为每千公里费用每吨100～110元，如此的优惠运价加上免征的铁路建设基金，据统计，全化肥行业享受了总计近50亿元的超额优惠。
从以上数据来看，国家每年用在各项优惠政策上的费用是巨大的。而这些优惠政策带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呢？
首先是政策难以落实到位，有的成为相关部门的变相权力。据有关化肥企业讲，目前气头尿素的计划内天然气很难有保障。四川等省天然气管理部门明确提出，尿素企业的计划内用气每年要削减20％。而且优惠铁路运输十分紧张，许多企业为了如期拿到优惠车皮，不得不另外花一笔钱。
其次是优惠政策带来不公平竞争。陕西农科化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科成说：“目前并不是所有的化肥生产企业都享受了同等的优惠政策，因此生产成本也不一样，从而人为地带来不公平，对大家的积极性是一种打击。”
再次，优惠电价的管理很成问题。据湖北省宜昌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多卖1度电，多赔1毛钱。”另外，据电力部门反映，一些较大的化肥企业为享受优惠电价政策，仍然有其变通对策：一旦年生产规模要超出15万吨或30万吨化肥产量上限，马上“化整为零”。再就是化肥产品与其中间附属产品难以分辨，难以分开计量，从而导致管理困难，使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一定用到想用的地方。
最后，优惠政策带来浪费，目前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迂回运输。纵观全国市场，几乎在任何一个市场，我们都能看到全国所有品牌的化肥，这在复合肥产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湖北新洋丰肥业公司董事长杨才斌说：“目前有很多复合肥企业从原料产地把氮、磷、钾各种原料产品买回去，二次加工后再卖到原料产地。此外，湖北的复合肥卖到江苏，江苏同样的复合肥又想方设法进入湖北。化肥并不是高科技产品，而是体积很大的大宗产品，这种产品有其固有的销售半径，而现在大家之所以这样不计成本地‘买全国卖全国’，就是因为运价便宜，从而带来国家运输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使铁路运输紧张的局势一直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呼吁：给一片自由的天空
面对目前价格管理出现的这种种问题，大家几乎众口一词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放开”。因为大家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的问题只能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解决。
任亚杰认为，经过这几年的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除钾肥外，从供应来看，以尿素为代表的氮肥和以磷酸二铵为代表的磷肥产能都处于过剩状态；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市场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多模式，完全的市场竞争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对钾肥可以考虑进行限价控制外，对于其他产品限价是没有意义的，完全可以考虑取消各项化肥行业的优惠政策，放开化肥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由企业自主决定价格。政府运用关税、储备等手段控制总量平衡。把对化肥行业的优惠政策转化成对农民直补，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江苏华昌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汉卿认为，利用关税和储备是进行总量控制、实行宏观调控的最佳手段，基本上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解决市场的问题。而且从这几年国家淡储的效果和关税控制的情况来看，也是卓有成效的，起到了调剂余缺、保持市场供求的总量平衡、避免价格的大起大落的作用。而关税也是目前政府用得较多也十分有效的方式，比如今年春季出台的对所有化肥加征100%出口关税的政策，就很好地控制了出口，保证了国内的供应，抑制了价格过快过猛增长，而且企业也都能理解和接受。“只要把总量控制好，即使放开了，价格也不会涨得离谱。因为供求关系是决定价格的重要因素。”
不过，对于当前的关税政策，李竹林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从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关税政策来看，首先政策控制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缺乏前瞻性。比如4月份出台的特别关税，其实当时政策如果早一点出台的话，一季度化肥出口不至于那么多（据统计，一季度尿素出口量为228.5万吨，同比增长282.2%；磷酸一铵出口量为35.8万吨，同比增长112.8%；磷酸二铵出口量为37.7万吨，同比增长95.9%）。其实这种结果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制定者的专业背景不够深厚，有点外行指导内行的感觉。再比如去年出台的关税政策，开始只限二铵出口，结果导致一铵大量出口；看收不住了，又开始限一铵；再限普钙等其他磷肥。而在4月份加征100%的特别出口关税中，又把磷矿石放过了。其实，从经济学上来看，资源性产品是最应该控制出口的，而像二铵这样经过一定加工拥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反倒可以保证一定数量的出口。摩洛哥拥有世界排名第二的磷资源量，但是，他们严格控制出口磷矿石，而是制成成品磷酸出口。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多征询一下业内专家的意见。值得欣慰的是，在每个政策出台后，对于其中的疏漏和下面反馈的意见，政策制定者都能及时采纳并及时修正。”
而对于补贴方式，目前呼声最高的就是对农民实行直补，把取消对化肥生产流通中的各项优惠政策这笔资金，直接补给农民。怎么补更有效呢？张科成提出了两种方式：“首先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目前的高肥价情况下，由于农产品一直保持低位，农民的种植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很多地区的农民开始减少粮食种植，甚至抛荒，这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其次是继续沿用目前的补贴办法，按每亩地补多少钱来操作，但是要增加补贴力度，让农民有账算。当前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当务之急。毛泽东早在197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
最高出厂价：执行力受到的挑战
今年以来，由于化肥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国家为了平抑化肥价格，再次启动最高限价政策：对合成氨年生产能力30万吨及以上氮肥企业尿素的出厂价实行限制，基准出厂价为每吨1500元，生产企业可在15%的幅度内向上浮动，下浮不限；合成氨年生产能力在30万吨以下的所有氮肥企业生产的尿素，各地政府对其出厂价格也有限制。四月份，国家专门出台文件，对磷酸二铵实行最高限价4100元。
这种限价带来的结果又怎样呢？
首先，限价受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执行力。杨才斌说：“愿望很好，但很难实现。目前政府规定了1725元的尿素最高出厂限价，但是事实上价格一直都是在2300左右徘徊，而且这个价格市场也都能接受。限价形同虚设。既然限价如同一纸空文，继续出台文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据了解，有的企业为避开限价，成立销售公司或者在票据上做文章等不一而足。“最终，国家虽然希望通过限价来平抑价格，让农民用上便宜肥，结果肥料到农民这个环节，价格依然很高。”
其次，限价政策的专业性带来的弄虚作假。湖北大峪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李竹林说：“就拿今年出台的二铵限价政策来说，由于制定政策的人对二铵行业不太了解，在规定二铵最高限价时，没限定有效含量。无论是57%的还是64%的都是4100元。因此，受成本压力影响及利益驱使，那些生产高品质二铵的企业也都开始生产低含量的产品。由于政策制定得不够专业和严谨，带来了新的不公平，从而让那些信誉很好的企业也开始想办法钻空子。因此，国家在出台限价政策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如按照每个养分含量价格来核定最高限价就比较可行。如吉林省政府今年出台的化肥价格管理政策中，对复合肥限价实行每个氮养分中准差价为40.16元，每个五氧化二磷养分中准差价为66.49元，每个氧化钾养分中准差价为48.30元，硫基复合肥中的钾养分按每个硫酸钾养分中准差价58.30元等。这就相对公平合理。”
云天化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任亚杰则说：“限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对各类产品的中准价有一个成本核算，如64%的二铵按现在原料价格来核算，成本就达到了4900元以上，国家只限定4100的出厂价，又没有相应的补贴政策，最终只能逼着大家弄虚作假。”
李竹林还说：“在这样的限价情况下，遵纪守法的人很难赚到钱，而那些敢于突破限价的人却收入丰厚，从而形成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不合理现象。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是十分可怕的。首先是国家的政策权威受到挑战，其次是形成了一种目 无法纪、弄虚作假的社会风气。”
此外，从目前实施的情况来看，限价的管理难度也很大。因为限了企业的价，就得想办法给企业补，减免了很多税不说，还得在原料上优惠，而且很难做到公平。对此，张科成认为：“按目前的这种计划的、分段的方式来管理化肥价格，导致传导机制太慢，而且在漫长的传导过程中信息也会被放大或者缩小，从而影响决策的速度与有效性。其实对于化肥来说，目前价格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让农民用得起化肥。既然如此，就在这个环节做文章就好了，没必要把战线拉得这么长，耗时费力，且成效不明显。”
进销差率：如何与时俱进？
今年出台的价格管理政策规定，继续对化肥批发和零售价格实行差率控制，化肥从出厂到零售的综合经营差率为7%（包括银行贷款利息、管理费、仓储费等流通环节发生的间接费用，不包括直接运杂费），其中批发环节最高不得超过4%，允许二道批发环节，每道环节各2%；零售环节最高不得超过3%。流通环节中发生的直接运杂费用按照正常、合理的流向据实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批发价=实际出厂价×（1+进销差率4%）+直接运杂费
零售价=实际批发价×（1+批零差率3%）+直接运杂费
很多农资流通公司对此反映很强烈。他们认为现在的经济环境、物价指数、人员工资、通胀程度及利息率与10年前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带来的仓储、管理等费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仍沿用那个时候的计价公式，显然是不合理的。张科成说：“经济学中就很明确地说道，‘正如骑驴的人用胡萝卜和大棒来驱使驴前进一样，市场体系用利润和亏损来引导企业有效率地生产和经营符合需要的产品。’没有利润，就违背了经营者的意愿。政策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能违背基本的经济规律，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经济的问题。”
此外，大家反映，化肥在零售环节的控制难度很大。化肥流通体制改革后，化肥经营主体多元化，出现了许多挂靠户、个体户、代销点、夫妻店等，这些单位销售计量不规范，进销无票据，很难将流通环节差率控制和价格监管执行下去。因此，国家虽然想尽办法从出厂和批发环节控制价格，但到零售环节，价格仍然很高，农民用的依然是高价肥。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