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型肥料正成为化肥行业发力的焦点，因为它契合了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也适应了产业升级的需要。不过，业内专家也认为，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一些企业在技术创新上浅尝辄止，满足于炒作新概念、制造新噱头。
不久前，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新型肥料委员会主任沈兵，就新型肥料研发推广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接受了有关媒体的采访。
缓控释肥一“控”就灵？
对农民而言，任何新型肥料，最终必须以增产效果说话。国内有农业专家曾做过总样本数为93个的对照试验，结果表明：其中接近一半的样本为平产，增产的样本比例不超过40%，此外还有14%的样本为减产。这个调查数据可能与常见的企业宣传，在感受上差距明显。
缓控释肥为何不能做到一“控”就灵？沈兵认为，缓控释肥并非包打天下，它同样受到应用区域、作物、季节、施用方法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在不同地区、不同作物上，缓控释肥的效果差异较大，肥效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由施用技术决定。
与此同时，在缓控释肥制造环节还存在诸多亟待克服的短板。比如，对于有机包膜缓控释肥而言，作为包膜的有机材料价格昂贵，还会带来二次污染；硫包衣缓控释肥会加剧土壤酸化程度，可能不适于南方酸性土壤和菜园，在水田中还会带来硫化氢毒害；而采用无机包裹的缓控释肥，最大的难题是控制效果难以保证。此外，无论是硫包衣还是无机包裹类缓控释肥，都对氮养分含量有局限，不利于配制高浓度的掺混肥。
稳定性肥料真的“稳定”？
稳定性肥料其实也是缓释肥的一种，只不过，它采取的是化学抑制的途径，减缓氮素的挥发流失。稳定性肥料一般采用两种抑制剂：脲酶抑制剂和硝化抑制剂。
国内研究发现，添加脲酶抑制剂的肥料利用率均在30%以上，比不加脲酶抑制剂的尿素氮利用率提高了5.2%左右。而添加硝化抑制剂之后，氮肥能在更长时间内以铵态氮的形式保持在土壤中，铵态氮能被作物直接吸收，因而流失的比率大大降低。
但是，稳定性肥料在增产效果上并非一定“稳定”。据沈兵介绍，由于土壤环境多变，脲酶抑制剂在田间试验中未表现出稳定的增产效果。国外学者在综合了相关数据后得出结论：在那些作物产量潜力大、土壤氮的水平低、土壤和环境条件都对氨挥发有利的地区，施用含脲酶抑制剂的肥料将有最大收益。
同样的，硝化抑制剂也存在类似情况。土壤肥力水平不同、作物种类各异、硝化抑制剂品种多样和土壤本身等因素，都会带来硝化抑制剂类肥料增产效果不稳定。
有机肥一定“有机”?
沈兵介绍，中国农业大学专家曾在2009年分析了全国118个商品有机肥样品，并比照中国标准和欧盟标准测定了重金属超标情况。结果发现，按照中国标准，镉超标为3.39%，铬为4.42%，砷为13.56%；按照欧盟标准，砷超标最严重，超标率为33.90%，另外铜、锌、镉、铬超标率分别为 22.03%、18.64%、11.02%、
8.47%。
在专业化养殖场，使用畜禽粪便制取的有机肥则存在较为突出的激素问题。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专家张树清分析了55个规模化养殖场的肥料样品，在32个猪粪样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含量分别为9.09毫克/千克、5.22 毫克/千克、3.57毫克/千克。23个鸡粪样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含量分别为5.97毫克/千克、0.63毫克/千克、0.39毫克/千克。
此外，畜禽粪便制得的有机肥还存有病虫害和土壤酸化问题。沈兵指出，大部分以畜禽粪便为主的有机肥发酵之后呈酸性，会加重土壤酸化。从畜禽粪肥中，还能检出芽孢杆菌属、大肠杆菌及十多个属的真菌与一些寄生虫等。
而对于工业废弃物做成的有机肥，盐分过高同样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在有些产品中，其中的钠离子含量高达4%以上。如何让有机肥更安全、更绿色、更有机，是对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和责任意识的一次考验。
水溶肥藏着哪些秘密?
沈兵直言不讳地指出，盲目模仿和工艺落后是这个肥料产业的突出软肋。大部分企业是根据进口肥的配方进行模仿，极少考虑当地作物养分需求；大部分企业工艺落后，产品简单混配，易潮解或板结、染色不均、杂质高，水溶性差。而且，在被扭曲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一些企业不是在技术革新上动脑筋，而是走起了旁门左道。诸如为了迎合和误导农民，大量使用激素类物质，这样的水溶肥施用之后前期效果明显，但后劲不足；在原料选择上，依据不是养分配比情况，而是根据价格选择原材料种类，导致有效养分浓度低，总养分浓度上不去；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玩起了造假把戏，以硫酸镁、硫酸锌等低价肥料添加激素后冒充水溶肥，或者以硫酸镁、硫酸锌等低价肥料替代一部分高价生产原料来牟取高额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