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问题？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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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问题？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儿？
http://www.ampcn.com 2004-11-18 15:12:05 信息来源：网易浏览：

借助“百度”搜索引擎，从出现了关键词“农业的出路”的160项条目中，下面这些看法具有代表性：（1）21世纪初期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深层难题，主要是农产品价格难以继续提高，农产品成本增加太快，农产品加工增值链条太短，农村税费提高不易控制，农业融资能力太差；（2）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规模化，尤其是农产品市场规模和诸农业投入品的经营规模；（3）农业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议题，需要在全球性视野下讨论这一议题。农业的出路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方，则是因地制宜的公共选择过程；（4）在既有的“公司＋农户”农业生产方式中，中国农业进一步走向“大农业”的关键环节是土地制度的变革；（5）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焦点是人口再生产从数量转向素质。只有遏制人口膨胀，才能避免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恶化；（6）农业的进一步发展，要靠科学技术，要加速构建“数字农业”技术框架，要发展“新型农业”；（7）农业的出路是工业，即通过提高工业的深度加工能力来吸纳农村劳力，扩大农产品市场规模，反哺农业能力从而拉动农业的产业化、拉动第三产业、拉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8）农业的出路是都市农业，这是都市地区的现代农业，其实质是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农业与工业进一步结合，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消灭过程中的一种发达形态的农业。

上列诸种看法所提出的关于当代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其“问题意识”里，都是打算放弃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受工业社会的农业生产方式，尽管在“新型农业”的主张里，包含着某种幻想，即基于“生态农业”的、未来中国人可能恢复的“耕读之家”传统的田园诗幻想。这一点，读者们或许知道，科技家们至今还只能让我们停留在幻想阶段。

20世纪末叶，当日本政府终于承认“米禁”不合理的时候，美国加州生产的同级别大米的价格只相当于日本国内大米的六分之一。适应亚洲传统社会的精耕细作的农业需要密集的劳动投入，故而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日益昂贵。

为什么我们直到今天才关注农业的出路呢？

这是因为，传统中国农业从未遇到过成本如此低廉的工业化的农业的竞争。除非我们坚持认为“江南熟，天下足”，从而拒绝承认天下早已不为粮食所足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得不最终开“米禁”，让人均可耕地面积与人均水资源不足北美同类指标的百分之一的中国社会，在性命攸关的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

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理性选择”行为模式，这一研究能够告诉我们的，不是可以做什么，而是什么不可能做。在极端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分辨出可以做什么，那其实是政治家的职责。如果政治家们的决策违背了“理性选择”原理，即这些决策在其自身内部已经包含逻辑冲突，那么，理论家可以说的，就是指出这些决策之“不可能性”。因为，经受了人类社会长期实践检验的基本逻辑规则，例如矛盾律和同一律，一旦违背，几乎总是导致实践的失败——即行动的结果与行动的初衷之间的不相容性。

可是政治家需要履行的，绝不仅仅是制定那些服从理性选择原理的决策。政治，说到底是一门艺术，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力的合理配置的艺术。艺术的事情，主要不是服从逻辑律而是服从直觉。因为，迄今为止，我们人类的渺小理性能力使得我们所遵循的逻辑体系根本无法容纳直觉和艺术，关于后者，我们无法在任何足够复杂的逻辑体系内判定绝大多数陈述的真伪。这一事实又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决策，是无法在具体情境发生之前就被理性地选择了的，不论决策者或决策群体有多么高超的理性能力。不承认这一事实，我们就不能理解“创新”的含义。

因此，虽然理性选择原理事前就可以告诉我们，一旦与效率更高的工业化的农业相竞争，一旦中国农民不再满足于，甚至打算放弃传统农村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粮食就迟早要在性命攸关的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市场，但当这一情境具体发生时，政治家的直觉判断仍然是对正确决策而言至关重要的因素。

斯密早就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册第一章论述过，市场限制了劳动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虽然劳动的分工确实可以数千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那部名著的第三卷里，他继续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们多数都不喜欢风险，那么，他们或许不喜欢让自己的生活过分依赖于家庭以外的市场，这样，那里的财富就以比高风险社会低得多的速度积累着，甚至可能长期停滞在低收入水平。各国贫富之程度差异，由此得到部分解释。

种子问题，又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根本抉择面前：究竟为什么目的而求发展？应当发展到何种程度？怎样的发展较少异化且带来较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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